一、话语的多样性

　　如果说文学是一个框范一统的镜子，对社会人心进行文学式的映照，那么作为文学之基的各种语言和以之为美的话语系统则是承载它的最直接的物质材料。文学的疆域本来无穷大，它也可以无限延展思辨的空间，并以形象和抽象的熔炼来理解和把握世界与人本身，这本来也是文学的特性。而作为物质载体的语言，则因为它的实在性，物质局限性，和人对语言掌握的缺乏和难以穷尽而变成一种往往不是尽善的表现工具，一种途径和方法，一种达到文学感染和文学阐释，也即想象和思辨的过程。阐释学的诞生也是因为文学和它的表达载体之间的不协调和不一致而引发的。

　　基于此而进一步具体考察作为物质的语言，则发现它又分不同的情况。语言本身并非刻板，纯粹一成不变的客观实体，它还承载了人的主体意识。语言是人意识作用下的社会产物，表现在约定俗成的物质性上，也就熔融了主体意识的色彩。它是由文字、音节等基本单位组成的，而文字又是由具体的笔画构成，文字的笔画与语音是体现其物质性的基本材料。而一旦这种物的材料被人们以意识，哪怕是约定俗成的一种意识约定，加以修正和映饰，并最终成为反映并记录人意识活动的一种符号，一种载体，比如字、词、句、文段（最高级的是以某种具有思维定势和定势语词的话语系统），它就在物性之上脱去了原始物性的色彩而为人的意识所驱驰。世界上人的群居性决定了语言约定俗成的共性和基本的语义，而人的个体性也决定了思维的不一致和由此带来的在基本语义层面上，各个运用具体语词，以表达和组织思维，从而进行的抽象思辨和形象思维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在表面上体现为一种用语的风格，而风格则是主体意识的差异反映。

　　且不论语言的民族多样性，只将我们的讨论域控制在一个民族语言，一种普遍使用的语言，如我们的汉语范围之内。上面所论基于不同思维模式而形成不同用语风格，具体就表现为不同的话语系统，首先是体现在语言的历史多样性上。上古时期，远在先秦，以《易》《诗》《书》等经书所代表的话语系统是一个，诸子的文章又是另一种。而后来还有汉赋、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清代的朴学考证，历史的断限使不同年代的文学或学术用语皆自成一家，形成多样的风格色彩。而当代人的现代白话文学，以及以西方文艺学为思考基础和论述工具而进行的现代的文学评释则又是一种。

　　二、西学和东与学

　　如果说话语系统的多样性只是思维模式的不一致而带来的用语风格的不同，那么，我们何不提倡多种语境和多种话语系统的并行不悖呢？当代的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的论述话语是在当代人的学问视域和思维模式下形成的，它本身即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所用以进行批评阐释的基本语词依然是“内在外在”“物质意识”“主体客体”等具有西方色彩和西式思维的字眼。而且较长论句的结构形式也明显带有新文学运动早期翻译英语作品的过程中遗留的模拟趋同因子。而现代白话的基本规范则统摄了现代学术的白话性。现代理论话语中对西方话语模式的幼稚模仿，以及西方思维的泛滥也决定了学者们思维模式的西式化。以这种西式的白话学术语统来统领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这其中甚至包括凝聚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核心的国学研究，虽然显露出现代的时髦和通达，但却使古代文化甚至东方文化精神因此尘封，如同装在博物馆玻璃架中的化石标本，越来越显出不可救药的陌生感觉。现代学者可以运用电子高科技和丰富的文献原典研究一大堆古代文学作品作家的思想艺术特色，但却连古代基本的文体都不甚了解，对最常见的格律诗都不会模写，这无疑是文化的一种倒退和文化精神的缺失。

　　思维模式的差异最终还是由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等的不一致所决定的。因而，现代学术话语所体现的西式语境，它的白话化和西式化，映射出现代思维模式的一种新标。它是异于古代传统，而又收取了现代西方文化因子而形成的一个并不成熟的新式语范。它的确也能作为思想武器来研究和解决文学和学术中的某些问题，但它的缺陷在于它的不成熟性，包括传统精神和语范的缺失，本土文化的消弥陌生，以及对西方文化中西式语范和思维模式的简单模拟。因而它缺失了强大的自我中心，而显现出简单模仿的稚气。它是在古与今，本土与外邦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孕生出来的一个不成熟的异类。而要确立真正的自我中心，真正的本土学术，中国的学术，则首先要有冲破西方文化的魄力，重拾起在西方入侵过程中，焦头烂额的国人为救国难而一味西化的过程中丢失的本国文化。同时，以要开放的姿态，以智者的聪明，吸纳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子，而不是简单的跟风模拟。

　　提出一个问题，再通过各种途径研究论证，最后解决问题，这应是学术论文的首务。而同时，贯穿在学术语言中的学术思想，包括哲理思辨的，和文学阐发的，也是学术论文的价值所在。两者的融合，乃是在学术研究的土壤中植入了鲜活的人文生气，而这，也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素质的体现，而不仅在于国学的研究中。剔除芜杂的毫无思想和人文生机的泛化作文套语，包括简单短句和环套短句而成的复杂长句，而加入真正能体现个人思理的精彩阐述，这才是文章的神彩蹈扬和价值重现。

　　西式长句未必没有思辨的价值，而我们传统的文言短句也深蕴着东方文化的精髓。一种话语体式本身往往就在文化的层面体现了其独特的思维范式和思想内核，因而我们没有必要独取西式而抛舍传统文言，而这，又特别体现在国学领域的研究中。

　　我们没有必要走西方的形而下的科学之路，对任何对象，特别是像人文科学中的文学哲学艺术等学科，也以西方科学的解剖刀而对其进行野蛮的解剖，从而让传统国学以支离破碎的形象无力地躺在西方文艺学、人类学、哲学等解剖盘中。我们应该恢复国学中的话语形态，在现代洗礼和西学的融汇中，再次凝聚起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让它跳踔奔腾，俯瞰学界，进发到人文科学的中心。而这本是传统的特长。

　　传统思理善于以“意”“象”“心”“物” “天地”“宇宙”为思想构架的语言基石。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境感悟，一种心与神会的汇通状态，也是传统文化对于宇宙万物的独特解悟。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在刘勰“眉睫之间，舒卷风云之色；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和庄周的“无何有之野”，与西方的“结构主义”“新批评派”作出好坏的评断，因为这只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现代的学术界，特别是国学方面，没有理由让西方文艺的浅薄触角处处侵入并霸占我们的国学领地，因为它们是两种文化范式，两种思辨途径，两种批评风格，都是平行而且对等的。如果西式话语已经无处不在而且不断地生根发芽被人们使用，那无疑是反证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萎缩。与其说这是西方文化的侵略，不如说是社会风气的浮糜向背，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功利导向决定了这场文明进步，它背后的文化萎缩。

　　以功利为导向的工业文明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泛滥，是西方种族带给世界各民族的一份厚礼，而代价就是传统的丧失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而灵魂都被湮没在物的增长中的西方种族其实是要把这个世界变成单一运作的机器，以适应其物质生产的效率和节奏。这就是我们在两个世纪的交接中所面临的现代难题。

　　三、学术之东西

　　中国古老的学术分类观念以类书作为其表现。学术之“学”是一个动词性的称谓，含有跟从、仿效、模拟的动态领受的意思，又有创造、思辨的内涵在其中。这在先秦便被孔子表述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见，孔子所默认的“学”的基质和核心意义是且只是仿效、模拟、被动传接领受的过程。只是他以思想家的眼光在这基质意义上，添上“思”这一形而上的创造和思辨的意义，使“学”不仅具有形而下的机械模仿和物理传接的性质，还有了形而上的思辨的飞跃和创造性的沉思。而学术之“术”，则纯是技术性的，它也分机械之技术及灵活创造之技术。人总是在照搬前人技术的过程中灵感突现，而使技术能够不断完成由积累到飞进的转化，从而实现智慧的体认和文明的进步。因而综合“学”“术”可发现其所含的意义皆有两层。一个是形而下的机械的模拟，是传接的基础；一个是形而上的灵感的生发，是思辨创造的飞升。

　　而当今文学领域里所言的“学术”，相应地也被析之为二。一则是文献整理和相关文学常识这些基质性的文学学术构底；一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文艺阐释，这是对文学文本具有创造性的一种思辨的体认。文学即是在文献常识和文艺思辨的交织中构成了学术之大观。简单的文艺分析，如解析形象、结构、段落大意等中小学教学过程中所依循的阐释模式，实际则是学术之“术”的底层，如上文所述。而某些思想大家们如钱钟书、鲁迅等以天马行空、出其不意、发人深省的思辨语言，融贯阐释者自己的思理体悟却不脱离文学及文本实际而进行的文艺解读，则是学术之“术”的高级飞升。如钱钟书《写在人生的边上》《管锥编》《宋诗注》，鲁迅的杂文等。而现代学者中以见地深刻，思辨力胜而见长的人，其学术用语和话语系统本身无不就是对个人思想的阐发。而人们在文学教学中所强调的“要有自己的思想”也是指“术”之创造飞升和“学”的思悟飞跃。

　　从这其中也可以看出“学术”其实是一个由承接之“学”到思悟之“学”的一个避免人之“惘”与“怠”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由机械的文艺剖析到高级的思悟发挥的过程。前者注重对文献本身的掌握，后者则重对学术本体的理解。而在现代的学术中，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领域，这两极往往体现为整理国故的文献目录校勘之学即小说，和以西方文艺学解悟发挥式的现代阐释学的对立。前者是具有传统色彩的国学，后者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西学。姑且不论好坏。国学和西学本身，各自一家门道，各有自己的风格路数，而并不是领据着学术单一的一极。国学的学术里面除了基层的文献小学，还有以各种文学理论为武器的批评阐释，和哲理的感悟。有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其他诸多诗评诗话等，还有如《庄子》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具有思辨性的代表。而在西学里，也并非一味都是意象、形象、意义等文艺阐释，它也有如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形式的研究，英美心批评派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其性质同于我们传统学术中的文字小学，以及诗格、诗式、韵谱、韵图等声律小学。

　　既然两者中都有自己的学术，并成熟地含蕴了学术之两层，只是各有侧重，各有研究的路数和风格，这其实都是一种各自的传统。因此，我们为何不大力发掘传统学术中的两极，而不是只因西学东渐的热潮和现代全球化、西方化的感染而浅浮地用西方文艺学来统领国学的学术。现代西学的一统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学术的浮躁浅薄，和学术传统的断裂。

　　而这其中的症结就在于我们在不断大力地呼唤着传统，但我们很少从语言、情感等基础上靠近它。我们在学习和做学术的过程中所熟悉，而运用掌握的依然是西学套语，依旧是白话本身，只不过运用西学术语，运用复杂的套装式的西方长句，便显托出思悟和学理。这其实是一种背道而驰，抑或是南辕北辙。一种传统学术总有其自身用于思辨和研究的术语模式，这种话语系统本身体现的不仅是一种传统风格，更是一种传统的独特思想。而以远离了国语的话语系统来探讨国学，其实是愈加远离了传统思理的本身，而这其实正是全球化，西语化的今天我们现代中国学术界对国学陌生化和浮浅化的根本症结之所在。而本文依然以现代话语作此剖析，只是探究方向，摸索原因，也非实质性的身体力行，其目的也只在于寻找出路。真正的国学学术的澄清和恢复依然需要传统的恢复，这包括很多方面，如作文，如学术，而首要之要，众基之基，则在于文言的恢复使用。

　　另外，学术之用，应在于思辨与证实之两端。要之在于理致与实物，即从材料与思理，形下与形上两端来解决问题，贵在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而不在乎辞繁或简约。至于流文溢彩，而枝蔓冗杂，却无关乎此二者的话语，则属于文学创作之域，虽然都是关乎“学”之本体，却是文多术少，模糊了两者的分类区别，宜称乎文学而非学术。至于以文运术，笔气充溉，有情有理，既解决术的问题，又以文的藻绘溉注以作者的思想，则无疑使停留于“学”之“术”层次的学术被注入鲜活的生命活力，而上升到文与情的层次，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效力，并加重其术理的说服能量。